「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15)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确立“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通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系统分析，深刻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1](pp.97-98)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p.98)这里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即后来我们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初表述。
然而，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文献包括毛泽东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作为正面、肯定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概念。这一重大的概念，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历史经验，研究抗日战争战略策略，思考和回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要思考。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1](p.152)这就从规律上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将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为什么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反革命势力较薄弱的边界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特殊性，指出中国革命走的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他指出：“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再加上中国是大国，失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今天的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因此，中国可以在乡村长期坚持斗争，包围城市，孤立城市，最后将敌人从城市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毛泽东强调，“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