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17)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口头报告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14](p.332)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的争论加以总结，而且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全党工作重点将转到城市做了思想理论准备。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
采取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5](pp.1426-1427)
四、 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有几种提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就是应如何表述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党中央第一次肯定这条道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表述是“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13](p.959)在胡乔木1951年6月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表述是“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16](p.30)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同外国党的代表谈“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表述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7](p.133)这些表述均围绕“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来讨论中国革命道路，反映了当时斗争的焦点。后来，我们许多党史著作包括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是如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这样的表述将“夺取城市”改为“夺取政权”，思想更为深刻。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还有另一个表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里的“夺取全国胜利”和“夺取政权”基本精神相同，核心概念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表述。若将“夺取政权”思想纳入其中，则可表述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