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16)

毫无疑义是能够的。”[11](pp.396-398)就是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2](p.542)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第一次用“道路”来定义“农村包围城市”。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做了深刻系统的论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
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12](pp.635-636)这不仅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全面的论述，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历史上指责“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是所谓“农民意识”“右倾观念”“狭隘游击战略”“幻想”等错误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为了对这些重大历史经验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党中央于1941年到1944年间，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并于1942年开展延安整风。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第二次“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13](p.959)这一重要结论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农村包围城市”概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