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达利欧：展望2024年及未来(3)

过去五年，我们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短期债务-货币-经济周期：市场、经济和价格大幅下跌，政府和央行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即货币和信贷扩张政策）。之后，市场、经济和价格大幅上扬，导致央行采取激进的紧缩政策。目前，随着市场定价、通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回到接近均衡的水平，紧缩政策接近尾声。
更具体地说，本轮周期的演变过程如下：新冠疫情（自然灾害）导致市场、经济和价格大幅下跌，促使央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政府发放大量救助资金，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券发行。同时，央行通过大举印钞和购债，人为地将利率保持在低位。巨额政府开支（远远超过弥补经济活力下降所需的规模）既有经济原因（抵消防疫封控措施导致的经济急剧下滑），也有政治原因（拜登总统和民主党更倾向于政府增加资金发放和支出等政策）。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货币化财政刺激政策，将大量财富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极端困难时期，这种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做法（我称之为“第三货币政策”）曾被多次采用，目的是让私人部门获得资金。在这一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上升。此外，国际冲突造成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各国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而非成本效率等因素，进一步推高了通胀。
高通胀导致货币政策快速收紧，实际利率从极度负值升至小幅正值，信贷随之收紧。出人意料的是，紧缩政策造成的经济影响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市场基于以往紧缩周期作出了预期，但本轮紧缩周期却不同于以往周期，因为私人部门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处于健康状况良好。
结果是，2023年的实际经济形势好于市场预期（实际上经济保持强劲，通胀下降的速度快于市场预期）。因此，美股回报超过预期（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公司，比如，美股“七巨头”科技公司），现金回报具有吸引力，债券回报为零，大宗商品表现不一。在经济增长方面，失业率相对较低，工资通胀相对较高，个人收入处于良好态势。这些因素有助于经济应对紧缩政策的影响。同时，加息对房地产、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利率敏感行业的影响相对可控，例如一些债务泡沫的破裂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蔓延开来。
回顾2023年，从自下而上的微观角度来看，相对于受到挑战的传统公司，规模大、资金雄厚、拥有颠覆性技术的公司（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公司）表现尤其优异。对这些公司的盈利预期大幅改善，反映在其经利率调整后的市盈率飙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第三货币政策下，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持有量均见改善。此外，2023年通胀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显示出企业对供应链扰动，以及更多在岸外包、民族主义而非全球化的政策的应对能力超过预期；同时由于生产率提高，商品生产部门的通胀较低。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在飙升后向下修正，导致大宗商品通缩，因而有助于降低整体通胀率。消费品通胀也相对较低，利率上升导致利率敏感型商品的价格疲弱。因此，尽管有紧缩政策，实际收入仍然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