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童话散场前(4)

这种下意识的朴素正义感，抵消了现实政治的法西斯化对于个体行为的负面影响，而它也根植于意大利的传统。
就像胖男孩的父亲，那个意大利将军对前来巡视的德国将军形容的那样，不是我们不努力作战，而是意大利人归根结底不像德国人，我们比较散漫，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
有句话形容意大利的民族性——“踢球像打仗，打仗像踢球。”电影中也有类似的桥段，当将军问儿子我们向谁效忠时，当着来访的德国人的面，观众都以为伊塔洛会说希特勒，结果他说的是米兰（AC米兰足球俱乐部）。
今年上影节还有一部意大利电影《指挥官》，是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意大利海军指挥官萨尔瓦托雷·托达罗在二战期间指挥潜艇“卡佩列尼号”击沉了敌对阵营的船只，却下令救助对方的船员。
用一个词形容这种民族性格，应当是“富于人性”。这一深入骨髓的特性，是一个社会崩坏时的最后防线。
同样是二战侵略国，德日意的面貌就截然不同，德国人比意大利人更凶残，日本人又比德国人更凶残，更罔顾人性、道德和国际法，在中国战场，一碰到硬仗就放毒气，虐杀战俘和平民更是家常便饭。
决定以上不同面貌的，自然是这些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像几个人中了同样的毒，有人发作之后程度更深，说明根源在他自己的体质，不能全赖毒素。
具体到德国人身上，国防军就比党卫军更像职业军人，国防军不滥杀俘虏，不侵扰平民，对处决犹太人也没有兴趣。
具体到日本人身上，陆军第4师团（大阪师团）就非常另类，他们不好战、不嗜杀，还信奉穷寇莫追，比起立军功，第4师团更喜欢做生意。因为大阪这个地方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官兵从军前多为商贩，对天皇的效忠有限。
简而言之，身为“甲种”的第4师团不是不能打，只是不想打，他们主观上尽量避免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充当无意义的炮灰。
而在《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中，伊塔洛的哥哥维托里奥，正是个从北非战场伤退后假扮英雄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