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拜登的“最后一击”未必能成，但一定会“响”

美国最高法院。资料图
直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最高法院改革提案，呼吁国会为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设定任期限制和操守准则。您认为拜登这样做的动机何在？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其实，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反复说过，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涉及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之争，涉及了社会治理与生活方式上的保守派与进步派之争，而且还涉及了宗教信仰之争。这些争执，不仅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层面打得难解难分，而且还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等几乎所有层面杀了个天昏地暗，并且大致形成了一个难分高低的僵局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左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争，从行政和立法层面蔓延到司法层面，几乎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在美国的宪政体制设计当中，当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无法分出胜负时，司法权尤其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自然就成为了最终的裁判官，而最高法院的权力，实际上又掌握在9名大法官身上。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来说，谁控制了这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权，谁就控制了最高法院，谁就能够在这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中获得最终的司法上的胜利。
而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势力相对均衡，因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左右两派势力，大致维持了一个相对均衡状态，谁都没有办法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时间内，由于有几名大法官相继离世，使得他可以一口气任命多达3名保守派大法官，并让最高法院的右派与左派的势力处于了6：3的绝对失衡状态。而且更为让美国社会感到目瞪口呆的是，这些大法官也真的是懂得知恩图报，他们在判案的时候，往往是以意识形态作为裁量标准。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堕胎权还是联邦监督管理权案的判决上，最终的裁决结果都是6：3，也就是共和党大胜民主党大败。除此之外，更为让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特朗普所涉及的煽动叛乱案、窃取机密文件案等一系列的重罪案件上，也是以6：3的裁决结果，判定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具有“总统豁免权”，让特朗普具备了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