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推理文艺评论家张璇：“中国神探”将比福尔摩斯更儒雅更侠气｜读 (4)

时势创造英雄，环境成就侦探，程小青笔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霍桑在给读者带来惊险神秘的探案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中表现出国家民族的个性与时代的变迁，可以让后人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访谈】
中国读者看重侦探作品的故事性和社会内涵
读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追捕》《人证》，到现在的东野圭吾，日本推理作品一直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欢迎，这是否表明，中国人其实很喜欢推理？
张璇：《追捕》《人证》都属于“社会派”推理，旨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讲述刑警等法制工作者的破案生活。他们大受欢迎，有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时代因素，中国观众对这种题材感到新鲜，对其中的社会主题比较认同。
东野圭吾开始是写“本格派”推理的，但是那种“智力对决”的模式，只在推理的小圈子里被重视，可以拿到一些奖；当他意识到市场和读者更欢迎“社会派”推理的时候，他就改弦更张。《嫌疑人X的献身》算是“本格派”和“社会派”的融合，之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白夜行》等等，都是“社会派”的；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神探伽利略”系列，倒还是属于“本格派”，以破解谜题诡计的智力游戏为主要故事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社会派”就已经超越了“本格派”成为日本推理文学的主流；在推理文学的发源之地欧美，与“本格派”对应的古典推理作品从二战后就在日渐衰落，从纯粹侦探推理的“古典派”，衍生出了体现侦探个人魅力和人生际遇的“冷硬派”，取材于真实罪案的“罪案派”和偏重于展示鉴证破案手法的“技术派”，展现警察、检察官、律师在工作中办案手法的“职业派”等。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中国作者和读者、观众尤其看重这类作品存在的社会背景、反映的社会现实、具有的社会意义，不太喜欢纯逻辑性、分析性的作品，而是更偏好于情感深刻、故事性强的作品。例如民国侦探小说家、“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认为侦探小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翻译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言里也说“福尔摩斯的探案经验和侦查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司法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侦探推理文学与刑侦文学、悬疑作品主要有两个区别。
第一，悬疑、刑侦文学核心在故事性，追求的是惊心动魄，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推理文学的核心是逻辑性，追求的是一种智力对决的头脑风暴。
第二，悬疑、刑侦文学更偏重于现实性，取材一般来自于真实司法机关人员的破案过程和一些社会新闻；侦探推理文学更偏重于艺术性，其中的故事和作案手法大多数是虚构的，甚至是“理论上可行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例如一些涉及理工科的高科技作案手法，或者为了杀一个人专门建一栋楼等，再比如《名侦探柯南》里让主角服用药丸变成幼儿状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