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嫉妒，美好与孤独：女性间有真的友谊吗？(4)

女书作为汉字的异形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以来一度笼罩着神秘诡谲的色彩。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明丽在《女书与女书文化》中指出，女书是江永县的“老同”交流的工具，“老同”本来指的是“同年生的结交朋友”，也称“老庚”“同庚”，“在中国是常见的人际现象”。不过，在女书流传的江永县，“老同”的范围却扩宽了——“只要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拜姊妹，成为‘老同’”——她们也通过女书形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组织”。

女书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赵明丽认为，女书的创作源于女性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情感需要。从现存的女书资料和仍会使用女书的老人口述来看，女书是女性度过少女时光的精神寄托，女性友人以此分享对彼此的信任、对婚姻生活的希冀与恐惧，以及害怕婚姻将彼此分开的担忧。虽然女书会因为少女团体进入婚姻经历而陷入短暂的低潮，但在“老同”的晚年又会重新活跃。女书在婚后“老同”的交往中更多承担着倾诉和宽慰的功能，比如分享彼此的病痛与婚育之苦、丧子以及丧夫之痛、老年面对不孝子孙的赡养问题，甚至囊括了对自然灾害的记录以及日军侵略带来的创痛。
“老同”与女书的存在本身并不具有反叛和抗争意味，也不是一种抵抗父权的工具，在赵明丽看来，女书的背后是一个“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封闭式女性社群”，离不开“父母对女孩的娇养而操办的同庚女伴习俗”，并且女书多半为七言诗歌，受于篇幅和体裁的限制，语言与内容难免流于宽泛和程式化，丧失了更多具体的生活信息和内心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书在给予女性交流机会的同时，或多或少让她们的活动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之外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诉说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削弱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