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嫉妒，美好与孤独：女性间有真的友谊吗？(8)

答案或许在于，在社会规范仍普遍默认女性要足够有钱、有爱、有魅力才能获得幸福的情况下，不满足此条件的女性将往往陷入难以弥合的崩裂中；又因女性没有被平等地赋予参与公共事务、向外扩展自身的机会，她们通常只能将这种自我探索依附到女性友人上，以内缩的形式展开与自我的战争。
从《海滨故人》到《对岸的她》：谁是友谊的“遗弃者”
女性友谊的脆弱性也让它面临一个重要的诘问：同性间能否实现真正的共情，形成紧密的联盟？女性依靠友谊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能否建立一种更加健全、稳定的关系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女性间的陪伴是否也可以同样作为“伴侣模式”，和异性恋模式一样为人们提供情感需求吗？
丽贝卡·特雷斯特质疑了对“伴侣关系”单一想象：
“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正确判定‘真正的’的伴侣关系呢？两个人必须经常有性的接触、有生理的欲望才能算伴侣吗？他们必须经常互相给予性的满足、而且互相忠诚吗？如果按照这些标准来看，那么，许多异性恋的婚姻也不能算真正的伴侣关系。”
在此基础上，她再次强调了女性友人相伴的模式和能和异性恋家庭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的报告，非亲缘家庭关系长期被人类学家认为是‘拟亲属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近来推翻了这种区分，他们认为自我组建的家庭和传统家庭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和存在意义’，这种‘自发性的亲属关系’往往可以‘成为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可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赋予归属感，缓解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女性婚姻在时间推迟或不被作为必选项之后，友谊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欧洲曾出现过一批旨在提升心灵又不需要隐修的女性宗教团体，如意大利的“第三级教士”（tertiaries）和西班牙的“被赐福的女人”（beatas），其中最知名的是悲礼会。它最早出现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再扩散至德国与法国。悲礼会的女性来自不同阶层，她们或已婚或单身，为了追求“灵性目标”居住在一起。在亚隆看来，在不允许女性公开住在一起的中世纪社会，悲礼会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合理、尊重的方式”。她说：“如果可以，有些人宁愿与其它女人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意被限制在婚姻或女修道院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这些不想结婚或离过婚的女人，在没有隔离的宗教团体内所建立的友谊具有替代家庭（ersatz family）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