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阿乙：作家、病人，父亲的葬礼(6)

世界杯结束，秋天，《郑州晚报》招聘。艾国柱投简历，体育部主任打来电话，说，你过来吧。
艾国柱感受到了诚意，请了三天假，收拾行李。此前他曾偷偷去了一次天津应聘，也是一家报社，面试时屋里坐满了人，艾国柱手心冒汗，支支吾吾，最终落荒而逃。
艾宏松阻拦儿子，理由是外面骗子多。艾国柱坚持要去。奶奶伏在地上，抱住他的脚，一边哭喊，一边威胁说，她也要收拾被子，跟去郑州。
艾国柱毫不理睬，坐进一辆面的，去往火车站。
艾宏松第一次感到无法控制儿子。过去他说一不二，如今他彻底失势，只能独自暴怒。

离开瑞昌，抵达城市，郑州第一晚，艾国柱住在地面潮湿的宿舍，放下行李，递给室友自带的酥糖。室友睡着，他彻夜失眠。假期到了，瑞昌催他回去。艾国柱持续谈判，公安局不愿停薪留职，也不愿保留编制，而报社，迟迟不给合同。艾国柱悬在中间，进退不得，挂了电话，总要喝到大醉。僵持半年，编制被解除，艾国柱就此从瑞昌缺席。
“从此无君无父，浪荡江湖。” (《 模范青年》，2011年)
假期回瑞昌，同事假意夸他有勇气，背地里，却说他脑子有病。外面的人则耻笑他读书少。艾国柱在羞愧中买书读。编辑夜里上班，值班做版，他抽时间在便条上写故事梗概，飞快做版，赶回家，坐下就写。有时睡着了，爬起来接着写。报社工位紧张，艾国柱总要起身让人，这让他羞愤。在得到上海《青年报》的职位后，他果断辞职。无意间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次是离开省城，到了直辖市。在上海他没呆多久，不到半年，去了广州的《南方体育》。在广州，他住城中村，吃盒饭，坐公交，作为一个随时离场的打工者，只有持续的写作是他的慰藉。2004年底，提着一箱书和一箱碟，艾国柱离开广州，到《新京报》上班。几年不到，他实现了在洪一乡时发的愿：离开瑞昌，去省会，去沿海，去首都。他离瑞昌已经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工作也换了几次，报社、网站、出版社，他都呆过。换工作是艾国柱的一种自我证明，也是追求一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