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的五本文学名著(26)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后来，当日瓦戈在尤利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在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乌拉尔山区之后，日瓦戈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
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日瓦戈童年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走过了和前者不同的人生道路。20年代后期杜多罗夫曾被流放，但在服满期限后却恢复了公民权和大学中的教职。三位老同学在莫斯科相会时，杜多罗夫曾真诚地谈到：狱中狱外有关方面对待他的教育，使他清醒了头脑，擦亮了眼睛。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