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的五本文学名著(27)

”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医生》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甚为接近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他还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和元历史。“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个性是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历史过程就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不存在任何高于个性的事物，因为从神学上看，只有个性可以期望复活。”帕斯捷尔纳克未必已触及别尔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实质，但是在《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建构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思想的隐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