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青年：黑泽明逝世20周年祭(10)

在第一个梦中，幼稚的孩童由于犯下了偷窥狐狸仙人婚礼之罪而被赶出家门，必须跋涉到彩虹脚下向狐狸仙人谢罪。在野花绚烂的草原上，救赎之旅与人生之路同时展开，人生就是一次为着救赎的跋涉。而人生的救赎，就来自对他人的悲悯和对社会的责任。
在黑泽明的整个创作序列中，《泥醉天使》《低下层》（1957）《天国与地狱》（1963）《红胡子》（1968）《电车狂》（1970）等展现贫民窟中悲惨而堕落的底层生活的影片，其数量仅次于在全球范围内脍炙人口的武士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辉煌时代。然而，日本社会的深层矛盾并没有随着财富的猛增而解决，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污秽流脓的创口。
在我看来，黑泽明执着的以贫民窟电影的创作贯穿整个的日本经济腾飞时代，这既是黑泽明悲天悯人的人文气质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更可以说是黑泽明性格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叛逆的青春期性格与近乎病态的敏感而自我怀疑——的共同体现。

无论是体现为叛逆和焦躁的青春期性格，还是贯穿黑泽明毕生的自卑甚或自我怀疑，归根到底是高度自我和内向敏感的艺术家与单元化、组织化的日本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
谈到故乡秋田时，黑泽明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议论：“本来日本国土就不大，我不懂有什么必要再用同乡会把它弄得更加窄小。…我认为我自己的故乡是地球。”[6]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社会的基本单元并非原子化的个人，而是若干血缘相联的成员构成的小型共同体。共同体之间和共同体内部，以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加以整合组织，个体的地位和行为受到严明的规定和限制。
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概括的那样——“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显然，这样的社会文化对高度依赖个体创造力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而言，有着难以避免的制约。敏感柔软的灵魂与面无表情的社会之间的碰撞，往往以沉痛的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