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绅士品格与……美国革命的合法性(4)

”（18页）他们特别尊重自己的人格、荣誉，而这种自我尊重的客观外化就是特别顾及个人品行对公共社会带来的真实影响，特别顾及自己的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真实感受，特别警惕任何来自腐败谄媚之心的吹捧会导致丑陋的自我膨胀、自我神化。虽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自我约束和要求看起来有点过于专注于自己的声望清誉，但总是比那些深中于内心的以痞子对抗绅士的流氓习性要好得多。“这些革命领袖所希望达成的教养与文明是面向公众的；惟有在社会中它们才获得了价值。懂得如何在人群中举止得体、如何领导和管理人民，这意味着要细致入微地体察他人的感受与反应。”（19页）例如华盛顿，“作为一名道德英雄，华盛顿赢得了声望（reputation）与‘品格’，他不想失去这一切。他的余生都用以守护声望，为声望煞费苦心”。（36页）作者说用现代眼光来看，华盛顿对自己声望的过于痴迷与自负实在令人觉得难堪，但他的同辈人却欣然处之：
所有的绅士都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因为“荣誉是绅士所赢得的尊重，他们对此极为重视”。（同上）在伍德看来，一个真正从心底里尊重人性、服膺文明教养、向往优雅品味的政治领袖，无论如何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无知、炫耀、粗俗和野蛮；不会在制定国策的时候罔顾生灵涂炭和灵魂坠落的可能。在伍德对建国领袖精神世界的论述中，我们无法不重新思考那个其实不过是最基本常识的问题——“文明”既是作为绅士的首要标准，也是作为革命者、更是作为政治领袖的首要标准，不能设想真正的革命会由没有文明价值观和文明品格的人来领导完成，这也是革命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问题。所谓的“革命品格”指的主要就是在思想意识中的政治道德感与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政治品行，这些都见诸于历史人物的所有政治言行和在他们治理下所出现的历史状况，但是，某些人们所熟悉的“品格”话语往往变成了与真实历史事实完全脱节的虚饰崇拜的权力话语，真正的政治道德感和羞耻感在这些话语中荡然无存。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对革命的理解与他对文明、进步的理解紧密不可分割，他非常重视和坚持革命的文明与道德含义。正是因为这样，他对于废除奴隶制的认识也是更多来自作为革命的道德要求，他认为应当废除奴隶制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落后的劳动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亵渎了革命所宣扬的一切”。（3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相信，绅士品格与美国革命的合法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