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与战争：从“新软件危机”到开发工具自主化

1968年，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联邦德国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前来参会的是50多名北约各国的计算机专家、软件工程师、工业界代表。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应对“软件危机”。
在当时，大型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但软件开发带来的巨大成本已经让各国开始恐慌。欧美国家普遍发现，如果每个软件都采取高度定制化的开发方式，那么随着软件数量增加，开发成本和维护难度会拖垮产业链，甚至危及社会经济安全。
最终，会议形成的应对共识，是国家必须发展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确保自身掌握从开发语言、操作系统，再到软件开发工具的一系列基座。用系统化、数量化的工程原则来实现软件开发的低成本与高可控，从而避免产业经济被软件拖垮。
这一结论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全球软件发展史。美国、欧洲、日本纷纷在基础软件与开发工具上重兵集结，一决雌雄。由此不仅在市场层面产生了一系列基础软件巨头，在国家竞争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基础软件与开发工具优势牢牢掌控全球软件发展，确保自身的领先地位。至此，软件工程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成为国家战略安全问题。它带来了很多结果，比如在基础软件中竞争失败的欧洲、日本，丧失了后续信息革命的主导权；又比如东南亚、印度等地，只能沦为美国的软件外包商，丧失了底层创新机会。
软件工程，从来都是一场发生在代码中的无声战争。
时间来到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大发展，开源软件与开源社区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基础软件（尤其是软件开发工具）获取形式。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软件产业，充分利用了开源机遇，用最低成本的方式获得了成熟的软件开发基座。但这种模式真的牢不可破吗？甜蜜的软件开发工具开源，真的会始终美好吗？
当逆全球化与地缘纷争的钟声敲响，我们惊觉风险从未消散，新“软件危机”正在酝酿。
软件，从来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企业乃至社会的命运问题。
讨论“缺芯少魂”，不能忘记开发工具
这些年来，“缺芯少魂”“卡脖子”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诚然，芯片和操作系统是软硬件两大体系的核心。但要看到的是，我们缺和少的绝不仅仅是这两样东西。事实上，走向科技自立要补的课非常多，比如硬件层面的存储、数控元件；软件层面的开发框架、中间件、数据库。其中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软件开发工具。
软件开发工具，是基础软件中的基础软件，也是应对“软件危机”的关键。所谓软件开发工具，是指软件开发从创意到需求分解，再到设计、编码、生成文件，最终部署到对应环境中，各个步骤、流程所需要的必备工具支持。其内涵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庞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