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与战争：从“新软件危机”到开发工具自主化(5)

所以说，软件开发工具的受制于人，根本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问题。
至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新软件危机”。但必须从此刻开始准备。要有意识、有方法地在国计民生行业、关键科研领域、重大科技产业中排除基础风险，实现自主创新。
2019-2020年之后，中国各界关于软件自主可控的共识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大量政企用户在采购软件过程中，将国产化和数据安全纳为关键考量因素。也由此衍生了巨大的机遇窗口。比如说，各大互联网云公司，都在以国产数据库为切口进入政企市场。几年来，在税务、医保、邮政、运营商等领域形成了规模化效应。而国产工业软件，比如仿真、CAD等领域也高速发展，在制造业、能源产业中实现了突破。
但也要看到，基础软件国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做软件的软件”——软件开发工具。在今天得到的重视就还远远不够。
好在逆全球化暗潮汹涌的几年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从政策趋势与产学共识的宏观层面看，基础软件开发工具的国产化与独立自主，已经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委员会的定义中，应用软件开发平台同云计算、操作系统、数据库一样被定义为开发支撑基础软件，位居“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发展规划中的五大主要任务之首。
另一方面，软件开发工具的国产 商业版创新，也随着主要科技公司的进步，进入到新的局面。从中兴、华为事件以来，已经有数百家中国科技实体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在各类软硬件基础技术的获取上遭遇全面断供。危机固然凶险，但也在客观上加快了科技实体自主创新的进程，同时这批“先行者”们也可以将经验和方法释放出来，加快中国技术供应链的自主化进程。

以华为为例，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之后，涉及美国技术的商用软件开发工具已经无法继续购买使用许可，无法获取存量软件的持续更新，无法及时获取安全漏洞的修复。为了破局这场典型的“新软件危机”，华为从2019年开启了去美国化的软件自研，范围涉及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基础软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