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与战争：从“新软件危机”到开发工具自主化(4)

根据中国软件协会的调研数据，2020年，在全球操作系统、基础软件领域，美国业务收入约0.8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五分之四。而中国基础软件份额较少，国产软件的国内市场份额仅为5%，国产操作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4%。

国产基础软件体系薄弱、市场份额低的软肋，已经暴露在了国际格局中。从2019年至今，已有超过600家中国企业、机构等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而在相关商品与技术的制裁体系中，基础软件是当之无愧的“利器”。大量优秀的企业、科研院校，都被美国禁止使用主流的基础软件与软件开发工具，严重限制了中国产学各界的创新能力。应对这种局面，似乎只有自己掌握软件开发工具，才是保障创新安全底线的最优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软件危机”并非只有开源工具断供一个选项。很多国内企业都会选择购买商业版、定制版的软件。但这些软件看似离开了开源工具，实质上很大程度是将开源工具进行封装与定制化，再进行打包转卖。这种情况下，主动权依旧受制于人。一旦出现开源工具失控，那么这些投资巨大的商业软件将面临着无法更新、漏洞无法修补等严重问题。
另一方面，软件开发工具的危机也不仅仅通过断供来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采用云上开发模式，大量数据、开发代码需要存在工具背后的国外企业服务器中。这也就意味着敏感数据理论上可以被其他国家查看、分析甚至拷贝的，其风险意义不言而喻。
而一旦出现类似的软件危机，中国会有哪些企业深受其害呢？首当其冲是数字化程度高、软件使用规模庞大、软件开发需求复杂的大型政企；接下来是掌握关键数据，同时肩负创新责任的科研机构与院校；紧接着是有着充分数字化、智能化需求的实体企业；接下来则是科技产业，尤其是软件开发企业与软件开发者群落。
这样的烈性事件一旦出现，就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它不以任何企业、机构的技术努力而转移，而会直接导致命运出现分叉。当千百家企业受到影响，产生供应链的多米诺效应。社会面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