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龙江史话｜漫谈哈尔滨的历史与文化(上)(3)

滨江关道的设治是清政府力挽主权、外攘内修的重要举措。1905年10月5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七），即《朴次茅斯和约》签订一个月后，会衔奏请于“哈尔滨添设道员”，并奏以“杜学赢试署斯缺”。10月31日钦奉朱批允准在案。1906年2月15日吉黑两省将军通知杜学赢“自应即饬赴任，以专责成”，并扎发“木质关防一颗，文曰：哈尔滨关道兼吉江交涉事宜关防”。5月11日，杜学赢在哈开用关防任事。8月30日《吉林将军达桂、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会奏拟请在哈尔滨添设同知巡检等缺折》：“窃维吉林哈尔滨地方为东清铁道之中心点，主权利权应亟维持，力争先著，曾经等于上年九月间会同奏请添设滨江关道一员，专办吉江两省交涉，稽征关税，并先委员试署，奉旨允准在案。”从这段奏文中可找到确切的佐证。另外，光绪三十三年宋小濂在禀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文中也曾谈到奏设滨江关道“此中微意本为挽已失之主权，杜外人伺间”，把滨江关道设治的本意旨在力挽主权、外攘内修说得很透彻明了。
另外，杜学赢就任视事后也确曾为维护主权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1906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一)曾为维护利权、法权，“禁止洋人私向华民购租地亩”；1908年初，在哈尔滨俄人紧锣密鼓地搞选举、闹“自治”的时候，他也及时报告东三省总督，指出“此举与主权关系极大，铁路无权管理地方事务”等。但弱国无外交，尽管清廷朝野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企图力挽狂澜，但哈尔滨及铁路沿线终未逃脱“国中之国”的命运。
滨江关道的设治是哈尔滨自行开埠的象征。把1905年东北十六城的开埠归结为日本强加于清政府的结论是片面的。诚然，《中日会议东三省条约》是日本强迫清政府接受了《朴次茅斯和约》的有关条款，但附约中开放哈尔滨等东北十六城的内容似乎与日本的强权无关。其实早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媾和大局已定之时，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便已经开始筹谋对策。1905年5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商约大臣吕海寰就已上折奏陈：“现今各国对之外交，均以开放商埠为政策。东三省之结局，为全局所关，日本纵许我收回，必主于开放……故臣之愚计，预筹开放商埠”(《光绪朝东华录》5340 页）。至八月，也就是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前后，有谕旨：”商部奏振兴东三省商务，请饬妥筹办法一折。东三省地大物博，风气未开，极应指定地界，多开商埠，推广通商，期于有济各国公共利益；
并饬地方官举办各项事业，以兴商务。著外务部、商部会同北洋大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统筹办法，妥议章程办理，侯旨实行”。翌日，清政府便电饬驻日俄使臣“申明赞成开放东北之议，并愿由自行开放”(吉林文史资料第七辑《东北大事记》)。随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开放东三省。而《中日会议东三省条约》及其附约的签订则是12月22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