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区柯克的《美人计》，与谍战片中的亲密敌人(4)

同样的反转在易先生那里也发生了。不同于希区柯克的《美人计》，作为敌人的男人知悉女主人公的间谍身份后，并没有导致他们情爱关系的瓦解，相反，易先生得知“麦太太”真实身份的时刻，也是将他们的情爱关系作为唯一真实的交往关系加以确立的时刻。因此，正如《生死谍变》结束在男主人公与真正的朴美玉坐在大海边，聆听女主人公生前最爱的音乐（《once when I dream》），此时他们的爱情作为唯一的事实被加以确认，而《色·戒》也结束在易先生在王佳芝曾经住过的客房里的缅怀。透过光线明暗对比鲜明的易先生的那张脸，可以看到：只有这份情感，是没有被分裂的唯一的真实。
《生死谍变》和《色·戒》都以女主人公如何将“不亲熟”的敌人指认为“爱人”的心理过程，作为了叙事的关键。显然，与《美人计》相比，它们要讲的是一个“弄假成真”的故事：女主人公以扮演一种“虚假”身份为开端，但最终却以认同这一虚假身份为终结，从而事实上颠覆了意识形态与国族对垒的真实性。这也正是两部影片显示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症候的地方：它们都通过让女间谍爱上作为其政治敌人的男人，而试图表现“人性”如何战胜了“意识形态”、“身体”如何战胜“政治”、“爱情”如何穿越“国界”。
在冷战对垒中界定的“非亲熟性”，被作为了瓦解的对象，它们试图强调的是：所有那些由国族、政治所界定的“非亲熟性”底下，隐含的其实是人们极其熟悉的东西，甚至是最为渴求的性/爱。这一特点事实上也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市场上诸多谍战片的基本叙事策略，比如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史密斯夫妇》等。
这些文本构成的历史脉络或许并不相同或相关，不过它们的基本特点在于：不是要确证“谍战”得以确立的身份对垒，而是通过把恋人、夫妻关系确立为唯一真实的身份，来抽空意识形态对垒的基础。如果说冷战时期谍战片的人物都有一个不可更改的意识形态身份，都存在着一个如北朝鲜谍战片《原形毕露》这一篇名所揭示的那样的“揭开伪装”的过程的话，那么后冷战时代的谍战，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身份/面具的游戏：没有真实与虚假、表象/本质的区分，那个作为“表象”的身份/面具，其实就是最真实的自我。这一叙事能够成立的前提，便在于冷战逻辑所确立的二元对立关系和深度模式的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