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2)

但是如果教授真的能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难道不是只有其他教授；或至少是其他思想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或议员)；才能对它们进行化解么?
奇怪的是，我们的哲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活动的这些毁灭性的后果。沉醉于他们在抽象领域的巨大成就，他们当中的那些优秀者，可能带着轻蔑的态度看待不太可能做出根本性发现、精微的分析之才不太可能有回报的领域。不过，尽管盲目的经院式学究致力于将各种研究领域相互隔离，但是政治学仍然与每一种形式的哲学探索发生扯不断的关联。如果因为政治思想领域主题的不稳定和边界的模糊，无法为固定的概念、抽象的模式以及其他适合于逻辑与语言分析的精致工具所把握，就忽视政治思想的领域，如果在哲学中要求方法的统一 ，拒绝这种方法无法处理的任何主题，这就等于让人停留在朴素而无批判的政治信念的控制之下。只有非常庸俗的历史理论才否定观念的力量，说理想仅仅是伪装的物质利益、没有社会力量的压迫，政治观念也许会胎死于腹中；能够肯定的是，这些力量除非穿上观念的服装，否则就仍是盲目的与没有方向的。
政治理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始于政治关系领城中那些道德观念的发现或运用、我并不像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相信所有的历史运动或人类冲突，都可以以结为观念或精神力量间的运动或冲突，我甚至也不认为这些运动与冲突是这些观念的结果(或方面)我的意思是，理解这些运动或冲突，首先就是理解包含在它们中的生活观念或态度；只有这种观念或态度个使这些运动成为人类历史而非纯粹的自然事件的一部分除了在使运用它们的人发生分裂的那些问题的语境中，政治词语、概念或行动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我们自己的态度和活动对于我们也很可能是模糊的，除非我们理解了主导我们自己世界的那些争端。这些争端中最大的一个，是两种观念体系间的公开战斗，两种观念体系对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核心问题，即服从与强制的问题，做出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冲突的回答。
“为什么我(或任何人)必须服从另一些人？”“我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地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被强制吗?”“又由谁来强制、强制到何种地步、以什么名义、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对于强制的可能界限的问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答案，围绕着这些答案的，是各种对立的见解、每一种见解都有许多信奉者 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任何方面都信得探讨。
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但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我既不想讨论这个变化多端的词的历史，也不想讨论观念史家记录的有关这个词的两百多种定义。我只想考察这些含义中的两种，却是核心性的两种；我敢说，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我敢说，仍将会有丰富的人类历史。freedom liberty(我在同一个意义使用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