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时，两位“醉鬼”为何值得一书？(3)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到处杀人放火，侵略者的行径引起了醉郭的满腔怒火，而醉郭往日通过卖报唱报积累的一点财产，也在战火中一俱毁灭，他“愤时政堕落，人心缪戾，则一寄于酒”，并将这场侵略惨祸的缘由“编为歌曲，沿道演唱，听者若堵墙”。由于他针砭时弊，悲愤慷慨，影响力实在太大，地方官员便派兵驱赶他，其中自然少不了打骂，但“先生行歌如故”，表现出狂放不羁的性情和不畏强权的节操。事实上当时京城的很多爱国艺人都想方设法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比如相声、评书、单弦、小调、莲花落表达着自己对家国命运的忧患，醉郭只是他们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突出的代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日趋没落，醉郭的唱词也变得更加沉痛，充满了“危难谁保国民险，火到眉尖尔不知”的忧愤。但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当局更多的迫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3年至1907年的五年时间里，他五进班房，六次挨打，走到哪里都被驱逐。后来他想出一条计策，只要遇到抓捕，就以酒装醉，向巡警耍酒疯，甚至往巡警身上撒尿。醉郭在人民群众中本来就很有影响力，巡警们内心对他多有同情和赞许，加之中国自古酒话不问、醉鬼不抓，好将他释放了事。一来二去，醉郭在北京人的心中就成了《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备受敬爱。

三
醉郭之墓
芳醇洒在墓石前
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暗，醉郭的街头表演的内容也从骂满清政府变成骂北洋军阀。当时《京话日报》的经理彭翼仲对醉郭十分推重，不仅和他结为好友，还经常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唱词，让他传播给大众，还赠给他一身《京话日报》的号坎儿，助力他的工作。“先生得之甚喜，讲益力声益肆，醉亦益甚”。其他一些京城的文化人也乐与醉郭交往，比如民政部主事梁济（梁漱溟之父），经常请他到家中吃饭，畅聊民情国事。
不久，彭翼仲因受袁世凯迫害，被发往新疆服刑。醉郭对好友的不幸际遇痛心不已，嚎啕大哭，一直将彭翼仲送到良乡，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彭翼仲的走，直接后果是醉郭的经济来源成了问题，他的生活日益困难，加上年过六旬身体不好，便住到贫民院去。但只要还爬得动，他就走上街头，向每一个人讲述彭翼仲的不白之冤。1913年，彭翼仲获释从新疆回到北京，醉郭已经病入膏肓，握住老友的手不停地说：“我要走了。”一个月后，醉郭即贫民院逝世——据说死时依旧以瓢为枕，不放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