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影像反叛者｜卫西谛专栏(3)

此后，从1959年到1967年，戈达尔用8年时间拍摄了15部电影（从《筋疲力尽》到《周末》），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类型，一举改变了电影史的形态。他在每一部电影里加入有悖常理的拍摄手法。
拍摄《女人就是女人》时，在摄影棚里模拟实景拍摄，特意将天花板和墙固定住，把剧组工作时的噪音放在声道上来替代真实世界的噪音。这部剧情简单的故事片这样被赋予了一种“真实电影”的记录气质。戈达尔拒绝呈现纯粹的虚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谎言。在《随心所欲》里，三位主人公找不到话说，就说“既然没什么话说，我们就沉默一分钟吧。”然后戈达尔让音轨静音，不仅角色沉默了、电影也沉默了。看电影的人这才发现时间在电影中原来是如此漫长。在拍摄《阿尔法城》这部科幻片时，直接用奇怪的摄影角度拍摄巴黎的真实景象模拟未来世界，没有借助任何特效。到了《狂人皮埃罗》，我们仿佛看到的是一部充满“错误”的电影：虚假的连戏、毫无真实感的暴力场景、声带忽然静音、角色对着观众直接说话。影片在这里呈现出一种“造假”的过程。而观众看这部电影时，会产生一种目睹电影被拍摄的感觉。
但是，戈达尔对传统电影语言的反叛，带来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他采用这种方式拍摄，或是换成另一种方式拍摄”（柯林·麦凯布）？如果我们结合戈达尔在他的影片中谈论的主题：资本主义的堕落、消费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女性的被物化、人活着的虚无感。那么你就会发现：戈达尔电影的形式感，取决于他如何看待既存的生活。

电影就是步枪

1967年，戈达尔在他愤怒之作《周末》的片尾字幕中宣称“电影终结”，这被称作“电影语言的讣告”。从此，戈达尔基本告别了常规的电影制作，开始热衷于“以政治方式制作政治电影”，进入了学者们称为“维尔托夫时期”和“录像时期”。他放大了早期作品中所关注的政治问题，用极低的预算拍摄实验性极高的电影，试图对电影的概念发起挑战。同时，他也开始（一直到死）都在试图摆脱围绕他形成的个人崇拜，甚至匿名和电影制作人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让-皮埃尔·戈林，他们一起组成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
在那个时期，戈达尔声称“电影实际上就是步枪，而步枪实际上就是电影。”后来，戈达尔又解释说“电影就是一次科学实验”—— 你需要电影，就像提着步枪、在黑暗中探索的游击队员需要光一样——所以，电影可以被看作是一把假想的抢。
在戈达尔对他的毛派理想感到了失望、又被妻子维泽姆斯基抛弃之后，从1980年的《各自逃生》开始，回归了正常的影片创作之中，他开始使用于佩尔、阿兰·德隆、德帕迪约等欧洲的明星出演自己的影片，将欧洲的古典艺术和现代主义用电影这个媒材结合在一起。打开任何一部戈达尔的后期作品，感觉就像走进一座小型的美术馆，耳边会时不时响起一些环境音或古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