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27)

张英：你能不能展开讲一下？
李洱：写作，就是用一个句子，一个句群，一首诗，一篇小说，来对应现实，我把它形容为“词与物”的关系。怎么让词与物建立起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使“物”成为“词”中的“物”，也就是“非物”之“物”，有赖于个人才能。这很难，但表现出来后，读者却会觉得很简单，可以便捷地接受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只有内行才能看出来，有赖于你的专业性。这才是诗意。
张英：你对诗意的理解，与通常说的不一样，是吧？
李洱：“诗意”这个词已被人用滥了。被说成有诗意的那些句子，大都已是陈词滥调。
诗意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多重时间、多种经验，在你的笔下首次交织，意味着打开事物缝隙的能力，并以新的感受力刺破观念。在具体表现上，会有陌生化的效果。在小说里，这种陌生化可能比较隐蔽，是雪隐鹭鸶，也是柳藏鹦鹉。
所以，一些通常看上去没有诗意的句子，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而最有诗意。肉可以臭，酒不可以臭，酒肉组成筵席，就可以是臭的。冻死的只能是人，而不是骨头。骨头就是死了之后再死一次。
加缪有了外遇，他对妻子说，你就像我的姐妹，你很像我，但一个人不应该娶自己的姐妹。这句话有诗意，是因为他准确而勇敢地表达了男人的无耻、柔情，还有彻骨的真实。
米尔斯基在谈到果戈理时说，果戈理关心一个概念：庸俗。这个概念很难译成英文，勉强可以译为“自足的自卑”。然后他说，果戈理是一个伟大的禁忌的破除者，他使庸俗占据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从前是被崇高和美占据的。所以，果戈理的讽刺小说，是一种有诗意的小说。鲁迅深受果戈理的影响，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鲁迅小说的诗意。
张英：这是观察90年代文学的角度。
李洱：这不仅是观察90年代文学的角度，也是观察眼下小说的角度。说得绝对点，是观察文学的角度和标准。
张英：在《花腔》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腔调，在不同场景里，贴切入微，不突兀。
李洱：我刚写了一篇文章，谈莫言的贡献。我们通常会把莫言放在跟世界文学对话的领域里去谈。这当然没错，因为莫言或其他作家，从写作之初到现在，都跟世界文学存在着激越的对话关系。但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谈。
比如，我们可以看他与新文学传统构成了什么关系。鲁迅开创了一个叙事模式，就是“看与被看”。到莫言这里有个改变，就是被看者开始说话。也就是说，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开始说话了，被启蒙者开始说话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开始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