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种族和谈论性向，其实殊途同归银幕中的自由(2)

不同的类型电影往往处理某一类特定的社会问题，界限分明、不可逾越，比如西部片处理的问题是文明/野蛮的对立、惊悚片处理的是人类的精神状况。而好莱坞电影的线性封闭结构，使得没有哪种类型会同时处理两个问题。
《远离天堂》中，当托德·海因斯用一个问题（种族）来冲击另一个问题（性向）时，似乎有些模糊焦点，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两个问题的指向殊途同归，最终都抽象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由。

海因斯之所以选择情节剧作为容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类型所具备的转换功能。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式，情节剧深谙社会危机，并且在家庭这一私人情境中加以调节。于是，海因斯将种族与同性恋这些社会问题放置在两段情感关系中，由此将社会史抽象为个人情感史。
由于社会问题在《远离天堂》中被置换为个人情感问题，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就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种族与同性恋议题是寻求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而对爱情的追求是积极自由。当消极自由（来自社会许可）无法达成时，积极自由（个体幸福）也就不可能获得。
从二战结束到 60 年代初，一种冷战心理笼罩在美国社会。《远离天堂》中，故事发生的 1957 年，实际上是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全盛时期，美国社会在冷战意识的影响下，正处于收缩阶段，社会到处是神经紧绷的状态。整个国家好像存在一种深深的凉意，如影片中他人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中故事发生的那个封闭社区，就是彼时美国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