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加缪》(7)

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人们对生与死，生命的意义与无意义的意识是由这种环境和条件决定的。文中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不同的。父亲与大多数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样，寄希望于未来；母亲逆来顺受；外祖母用一根皮鞭来统治生活；舅舅盲从于生活，自得其乐；雅克热烈地追求着向上的生活；但不管每个人的态度如何，大家都难逃被历史遗忘的命运。
加缪不仅在文中探讨了个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还对整个人类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拷问。《第一个人》渗透了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思考。作为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作品如《局外人》、《鼠疫》、《流放与王国》等，都与阿尔及利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第一个人》直接地切入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即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
一百多年前，当法国人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时，阿拉伯人就以敌意的目光看着他们，斗争从此便开始了。水土不服的法国人接连死在这块拒绝被征服的土地上，当地骑兵对他们的不断袭击，又增添了恐怖主义色彩。一百多年以后，雅克在这块土地上看到的，依然是阿拉伯人不可捉摸的生硬的脸，还有那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始终是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人神情坚毅地听着广播，而淹没于人群中的法国人则愁眉苦脸。当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时，围观的人就会看到法国人被毫不费劲地扔出来。
作者认为，这些出人意料的民族主义者与外籍人争夺的并非是对于世界的统治权和对于金钱与闲暇的优先占有权，而是受奴役的特权。在这里，劳动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需。外祖母和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手中的牛筋鞭子象征着暴力，人们看似尊重法律，其实只不过是在暴力面前才屈从于它。
加缪曾呼吁超脱一切政治立场，保护阿尔及利亚的无辜平民，在“父亲·他的死”一章中，他保护一个阿拉伯人，就是极好的证明。他明白在恐怖主义和镇压之间并无第三条路可走。在《第一个人》中，他没有，或许是没来得及对阿尔及利亚问题作明确的表态。我们也许可以从他1958年提议的政治模式中来揣测他的想法。他要求法国政府给予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民充分的公正权益，并且从殖民制度中解放出来；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权益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并不可能实现。加缪辞世后两年，即1962年，阿尔及利亚取得了独立，法国人与阿拉伯人不能共存于这块土地。“第一个人”也便成了“最后一个人”，这大概是加缪始料未及的。但无论如何，加缪总是在作品中表达介入他的思想，这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向上的力量。他的创作，已从荒诞文学过渡到了介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