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班即上坟”的郑嘉励：用最极端的语言形容盗墓对文物的破坏都是合适的(3)

用最极端的语言去形容盗墓对文物的破坏，都是合适的。举个例子，黄岩南宋赵伯澐墓是2015年老百姓在宅基地建设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去发掘了以后，发现赵伯澐上身有八层衣服，下身有八层裤子，人和棺木之间的空隙也塞进了大量衣物——这些都是重要的文物。如果不是经过专业考古工作者的清理，而是被盗墓者发现的，会有什么后果？盗墓者要的不过是金银财宝，也许最后保留下来的只有赵伯澐腰间的玉璧挂饰，衣物会被糟蹋。就算盗墓者很细心把衣服都拿下来，也不可能知道衣物的层次。而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哪怕是一块砖头或一个罐子，过一百年或一千年，我们都可以准确还原到它具体的三维空间——这样的发掘记录才是有用的。盗墓者把东西拿出来，不用几年就完全失去了时空框架，最终呈现出来的就只是一件有艺术价值的古董，学术价值几乎等于零。

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
界面文化：书中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是在古墓遭到破坏时才进行发掘，这是为什么？
郑嘉励：专业考古工作基于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当文物尤其是墓葬面临破坏，或者在现实中有很大的被盗风险，考古工作者才会主动发掘。野生动物也存在着被非法盗猎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就抢在盗猎者前面把野生动物都抓起来。
一方面，古人也曾是有喜怒哀乐的生命，不主动去发掘墓葬是伦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也是文物保护的要求。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等专家学者发掘了万历皇帝的定陵，发掘很轰动，也成就了一些所谓的专家，但是现在来看非常遗憾。如果定陵能够保存到21世纪来发掘，那么我们文物保护的手段、信息采集的手段、对文物的解读，一定比50年代进步很多。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发掘了秦陵，未来的人们会觉得发掘得不够细。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应该把文物这种有限的资源留给认知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更高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