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120年祭：以他命名的一条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高访(9)

而那些关于“胡焕庸线”穿凿附会的所谓研究，是对“胡焕庸线”的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 家 #
高渊：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位？
胡企中：对，我最小，排行老七。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庆，那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临时搬到了重庆。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43岁，他当过中央大学教务长，不过我出生时应该已经辞掉这个职务了。
父亲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后，留下三个儿子。我的母亲是南京人，但因为外祖父在新疆，少女时代是在塔城度过的。她十五六岁跟家人回南京，后来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算大龄了，经人介绍跟父亲结了婚。
高渊：父母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
胡企中：我母亲非常善良，她和父亲结婚第三天，晚上就带着襁褓中的三哥睡了。我父亲一直以事业为重，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时，他没带母亲和孩子，而是带着学生们先出发。我母亲是在南京大屠杀前夕，侥幸带着老人和孩子挤上了西行的轮船。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拒绝了去台湾的机票，后来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再去怀远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都是他一个人先去，母亲带着孩子们再跟去。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后来她跟每一个儿媳妇说，你们一定要自立，不能不工作，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高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华东师范大学的？
胡企中：父亲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带队从皖北到苏北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1952年建成后，淮河的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是1953年调到华东师大地理系任教，这次也是他先来上海，母亲随后再过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母亲踩着父亲的脚印跟着他。当时，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学，所以家里母亲只带了我一个。
高渊：胡先生到华东师大是52岁，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在华东师大过得怎么样？
胡企中：应该说，学校对我父亲是不错的。从工作上讲，1957年华东师大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由我父亲担任主任，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文革”后，1981年华东师大恢复重建人口研究室，还是由我父亲当主任，当时他已经80岁了。1983年，学校成立人口研究所，父亲是首任所长。他是1990年申请退休获准的，那年89岁。
从生活上来讲，父亲刚来时，学校分给他三间新建的平房。过了几年，又让我们住进一个小洋房的底楼，有好几个房间。“文革”中，我们搬进一个15平方米的平房，那当然很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父亲分了一套一楼的小三房，那时候丁金宏他们经常来家里上课。到了1990年，学校分给父亲一套新房，虽然面积只有100平方米，但有5个房间，我家那个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