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完美：为何警惕基因技术(2)

在纳粹德国，“第三帝国”试图保持雅利安人种种族基因纯正，优生学便成为政治工具，这种工具残酷且无人性。借着防止种族退化的名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疯子、残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钱不仅要减少，还要对他们施行“选择与消灭”的残酷政策。
为支持德国盟友，1933年7月26日，日本政府也出台了措施，要求此后有遗传性精神病或身体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请婚姻贷款。几个月后，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法，将禁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0年代前后，具有强烈歧视色彩的优生学并非仅在纳粹国家存在。1931年，美国优生学家哈里·劳克林曾提出一项计划，要在后半个世纪对1500万出身劣等种族的美国人实施绝育。1936年，他还从海德堡大学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现代的“阿波特泰”
今天，“斯巴达勇士”被称为“超级士兵”，一些国家希望利用人类基因组技术改良他们的士兵和军队。这样的新闻在全球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已不是什么机密。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和“超级士兵”项目，曾引发了人们对于潜在的军事转基因技术以及生物武器化的担忧。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如果真正应用到对现代士兵的改造上，好莱坞电影《X战警》、《再造战士》和《美国队长》里的场景，将不再是科幻和虚拟的。
与斯巴达人相比，现代人在保证婴儿出生时就避免畸形或者羸弱的技术能力已经今非昔比。依靠基因筛查、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人类离随心所欲的“生育控制”越来越近。现代父母们不必再像斯巴达人那样，忍受孩子出生后就可能被抛尸荒野的痛苦。
可当我们回顾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将其与伦理一并考察时，一条“阿波特泰峡谷”仍然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人类的生物技术史并不悠久，其突飞猛进也就一个多世纪的事情。虽然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遗传现象的存在，但对于遗传的本质的认识却开始于19世纪中期，更准确地说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也是在达尔文的影响下，他的远房表弟、英国博物学家F．高尔顿才于1883年首创了优生学这个概念。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福山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地支持，这些支持的人群除了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者霍尔丹（J.B.S.Haldane）、伯纳尔（J.D.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美国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曾给福山留下深刻的震撼：“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