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越来越火，源头正是这些“荒野上的大师”

向着历史泅渡，泳者划过一片浅滩：1910～1940年代。他在流离乱世中发现了一片璀璨星河，于炮火轰鸣中听到一些执拗的低音——这些声音来自书斋更回荡在荒野，那些身影穿梭在近代中国几个至为重要的学术机构中：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他们用足迹勾连出惝恍迷离的文化图景，跨越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的泅渡者选择的，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而可以重新观察，做出评判。他把他们定义为走出书斋做田野考察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本书也因此得名——《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这位历史的泅渡者正是三度“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得主张泉，他决心为“荒野上的大师”们勾勒群像，追寻消逝的星河：丁文江、翁文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在一个失范而又充满可能性的年代，这些闪耀的群星以各自的行动，联袂贡献了一场“地理和历史大发现”，如轰动一时的周口店和殷墟挖掘，以及对中国远古文明、语言以及建筑等领域富有创见的梳理。可是，这些先行者却大多隐没在当今视野的暗处——他们是日益被忽略和遗忘的大师。

“不世出的天才涌进同一个时代，合力造就时势”，这是张泉对那片星河的概括。他也因此认为，“中国学界出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其实已经毫无悬念。”
“脱胎换骨”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些夸张。可是，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强烈感受到，那真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而那代人为了脱胎换骨，遭受了漫长剧烈的疼痛。
千百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待在书斋皓首穷经，不屑做田野考察，因此，“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李希霍芬把他们称作“斯文秀才”，讥讽他们总是留着长指甲，出门就要坐轿子。这种治学方法在19世纪后半期遭到严峻挑战。国外学者和探险家前赴后继来到中国，调查矿藏、石油，发掘文物，考察古迹，成就斐然。文物不断外流，已经令人扼腕，而海外学者更依托实地考察的成果，对中华文明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至当时汉学的中心竟在巴黎和东京。这让胡适、傅斯年等中国学者无比痛心。他们想让文物留在中国，想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可是他们知道，如果不打破偏见，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他们要脱胎，要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