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越来越火，源头正是这些“荒野上的大师”(2)

走出第一步的，是地质调查所。创立地质调查所是为了调查地质、发展实业，听起来和考古没有太大关系。不过，跟随张泉梳理的脉络就能知道，地质调查相当于现代考古兴起的前传。地质调查所创始人丁文江对李希霍芬的评判一直难以释怀，他和章鸿钊、翁文灏等人都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也都认为田野考察必不可少。丁文江鼓励学生们“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还做了个生动的比喻，“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他们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十八名毕业生被誉为“十八罗汉”。他们还招揽了一批杰出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合作发掘、研究，更把第一手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发现了煤矿、铁矿、石油，还发掘了许多文明遗址和文物——仰韶文化、“北京人”、“山顶洞人”、恐龙化石……一次次轰动世界。

有了这些探索和铺垫，更全面的考古发掘终于成为可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和瑞典学者安特生一起，发掘了仰韶遗址；袁复礼又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一起在西阴村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文物；李济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和董作宾、梁思永等人发掘了殷墟、城子崖等大批遗址，尤其是15次殷墟发掘，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誉为“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他们不仅挖掘出彩陶、青铜器、有字甲骨等大量文物，还根据实地发掘的经验和出土文物，提出了“三叠层”理论，推演殷商历法，研究体质人类学。他们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并有力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
这本书所写的四家机构，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营造学社，而这种熟悉大概和林徽因的各种传闻有关。一个世纪过去，后世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其实正是当下的写照。对此，张泉犀利地指出，人们惦记着真真假假的绯闻，却大多不记得，“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没有留在那间舒适的客厅里，而是宁愿去荒野与山村间辗转，把自己交付给古老的建筑遗存，交付给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他也在引导读者一起寻找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梁思成等人在河北初步摸索田野考察研究的经验方法，进而在山西发现宋辽、寻找唐朝；抗战流亡期间，又克服万难就地调查西南地区古建筑，为破解宋代“天书”《营造法式》、写作中国建筑史奠定基础。他们和丁文江、翁文灏、李济等人一样相信：如果不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做田野考察，新的发现与洞见都无从谈起。所以，他们同样不辞辛苦地奔波，经历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