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孔乙己，是为了让你骂读书人吗？(2)

《孔乙己》其实是鲁迅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鲁迅对自己为何开始写小说曾有一番夫子自道。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他做小说：“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可谓题眼，这也是鲁迅对孔乙己的定位。鲁迅对孔乙己批判的底色则是对不幸者的同情。
这种同情根本来源于孔乙己的人生历程是新旧时代转换下，读书人的一种典型境遇。人的生命在病态社会的机制下熬干，最后凋零委顿成了如此模样。

《阳光普照》
孔乙己的少年时代也许也是意气风发的，可毕生所学仁义道德，竟是空言，不仅不能有实际价值，甚至连个人私德都无法保持，只能靠一些虚伪的腔调维护可怜的尊严。但在他人眼中又只剩滑稽可笑。
人固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又有谁对具体的，千千万万的如孔乙己一般的人负责呢？“不幸的人们”是鲁迅所看到的现实，病态的社会才是更为深刻的归因。
惯常用来概括鲁迅对国民性态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出自《摩罗诗力说》，原文说的是英国诗人拜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两句话之间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暗含着一种递进的关系。
正是有广大深沉的哀矜为底色，怒其不争的批判才更显得深刻立体。一个人之所以变成奴隶，并不是出于自我的选择，而是多重因素的压迫所致。因此，鲁迅批判的不是孔乙己这一典型形象，而是透过这一形象看到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前者更多的是衷悲，而对于后者才更呈现为疾怒。
对此，文学评论家李欧梵有所揭示：
“《孔乙己》技巧之妙不仅在写出了主人公这一难忘的形象，还在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计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乙己的 。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乙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