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用家庭故事讲述南非历史(4)

无论是安东的反对还是阿斯特丽德的冷漠，《承诺》中并没有选择塑造那种露骨且刻板的种族歧视场景，尽管南非一直是种族歧视极为严重、黑人与白人的冲突非常频繁的国家之一，但是加尔格特没有将冲突作为小说写作的核心，不同阶层、肤色之间的隔阂，以及《承诺》一书中所跨越的南非近40年的历史，都是通过暗流的形式所展现的。而后，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在姐姐阿斯特丽德的葬礼结束后，阿莫尔又第二次、第三次提起了当年母亲的承诺，然而却终究无法兑现。在每一次家庭成员的葬礼结束后，关于承诺是否兑现的讨论，是这本小说的悬念，这吸引着我们可以一直阅读下去，虽然就小说阅读的经验来看，开场的承诺与矛盾，大概率都是要等到小说最后一幕才会收场的。
阿莫尔的兄长安东在小说中呈现的面目很混沌。他是士兵出身的人，性格却怯懦易怒，因为当地人的一点冒犯而开枪打死了一个女人，这也是之后当他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后，会认为是自己开枪打死了自己母亲的原因，因为“我杀死了别人的母亲。所以我的母亲才会死”。他由此对战争产生厌恶，离开兵营，选择成为一名逃兵。而且他在这个时刻很高调地宣扬自己将会走上一条与之前不同、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之路。
这些在第一章节发生的故事不禁会让我们在安东这个人物身上赋予很多期待。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走上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之路。安东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之后，在妹妹阿斯特丽德在南非被劫匪杀害后，他在停尸房里面对警察也陷入了混乱的喃喃自语——“是的，我见过尸体，我曾经也杀过一个人”。但是罪恶的坦白在安东的身上并未能转变成救赎的行为。他躲避，等待着所谓最终审判的降临，犹如期待着一场大雨将南非历史的泥泞与遗留的罪恶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泥人，却未曾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甩开身上的污浊。安东曾经多次阻挠了阿莫尔提到的给黑人女仆萨洛米的“承诺”。第一次是出于法律，他告诉阿莫尔说，即使母亲在去世前真的有这样的承诺，即使我们愿意把房子给萨洛米，但是这也是违背南非法律的行为（彼时的南非，黑人还没有接受房屋遗产的权利）。等到第二次家庭成员葬礼的时候，南非社会已经发生了改变，黑人已经在法律上拥有了这项权利，但是安东依然没有遵守父辈的承诺，而是试图策划一笔交易。
在安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南非历史的折射。他曾经在白人统治时期担任士兵，并有过射杀平民的行为；对于家里抚养自己长大的黑人女仆，他没有压榨和暴虐的行为，但骨子里并不认为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安东参加最后一场葬礼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他酒驾了，而押着他做酒精检测并取罚款的则是一名黑人执法者。这些片段反映出了南非历史在几十年间的变化。而我们的主人公阿莫尔也是如此。她离开家庭，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成为了一名护理艾滋病人的护士。这也是一项与南非历史相关的选择，因为曾经的南非执政者认为艾滋病完全是美国的宣传阴谋，艾滋病不过是因为缺乏资金造成的穷病，从而拒绝西方的医学治疗转而鼓励使用南非本土的草药治疗法。不过《承诺》里依旧没有直接描述这些事件的过程及其所带来的灾难，还是通过家庭的处理方式，让社会背景在家庭的房间中沉降，从而表现出真实质朴的日常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