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中）(6)

Karen Dawisha , “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 , Foreign Affairs , Vol. 58, No. 1 , 1979 , p. 202 ; Karen Dawisha ,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 Permanent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fluence "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 Vol.2 , No.1 , 1980 , pp. 19-37.
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利用双方试图在“资源核心区”获得排他性优势地位，或阻止对手单方面获得优势地位，将自身谋求阿拉伯国家内部领导地位、制衡以色列的区域战略同是否支持同盟主导国全球战略进行了捆绑销售并取得了明显的榨取效果。虽然美苏两大同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但1955-1979年间伊拉克、叙利亚、北也门、埃及、约旦、黎巴嫩均有从美苏双方获得经济与军事援助的记录。（参见表3）其中，埃及和伊拉克两国在美苏之间出现了实际上的“联盟转换”。

美国的大中东战略是促使其阿拉伯盟友同以色列和解，进而共同对付苏联的渗透。但埃及的战略则是通过对以色列战争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中的合法性。因此，当1954年美国试图通过拒绝向纳赛尔提供武器援助以此迫使他同以色列和解时，埃及于1955年正式同苏联结盟。1970年，埃及希望同盟主导国苏联派遣防空部队进行消耗战援助时，遭到了柯西金的反对。当他以“老大哥”的姿态告诫埃及人要配合苏联“缓和国际局势”避免“任何可能被以色列好战者利用的事情发生”时，纳赛尔威胁辞职并支持一位亲美总统上台，这一举动迫使苏联被迫冒着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而向其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