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中）(10)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威胁一致型”准盟关系的解体。
第三，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越之间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态势？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陆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了。但由于中国坚持对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在天平托盘而非重要砝码，因此，在美苏两极结构已经趋于稳固的情势下，中国面临着美苏双方的巨大压力。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率领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苏在黑龙江、新疆地区增加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放弃了充当世界第三极的主张，转而接受了自身成为美苏之间重要战略平衡砝的新角色。这就出现了中国在美国与“北越 苏联”之间两面结盟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与“北越 苏联”政权在越南战争中名义上仍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才废止——但事实上随着中美和解而更加明显地降格为“意识形态型”同盟。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基于苏联共同的威胁则出现了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条件。当共同利益较低的“意识形态型”同盟遭遇到共同利益最高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时，即便上世纪初70年代初“北越 苏联”默认保留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并默许了通过中国同美国的战略接近，也难免中国在逐渐强化中美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疏远意识形态盟友越南，甚至到了1979年双方走到爆发战争的地步。
上面关于中国的两面结盟策略构成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摆脱孤立并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囿于中国在安全上加速倒向西方世界——“一条线”与“一大片”——苏联逐步降低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压力并在进攻态势上更加审慎。即便中国对其盟友越南发动军事进攻，苏联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情绪。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了更好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与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援助。70年代始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选择为中国降低苏联安全威胁和获得美国经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续，注释略）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李晓琪
作者：姜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