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中）(9)

1979年12月末，苏联放弃了“代理人”模式，从地缘政治较量的“幕后”径直走上了“前台”。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它不仅导致了美苏自1972年缓和局面的结束——美国总统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更重要的引发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自身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最重要与最紧迫的利益不再是通过制衡周边国家而获得区域优势战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苏联军事侵略。
随着同盟类型的转变，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约束能力明显提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生在1982年6月9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部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苏联盟友）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而在整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现的出奇冷静。而这在1970年代是非常可能引发联合军事行动或“石油危机”的。1979年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牢牢紧跟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安全威胁消除。
第二，为何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威胁一致型”同盟没有出现中国服从苏联的状况，反而出现了中苏对抗呢？本文认为，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名义上构建的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但实际上仅是意识形态一致性基础上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从名义上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角度讲，中苏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区域战略需要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安排；但事实上，经历朝鲜战争后，中国眼中最大的威胁以不再是美国。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解放台湾、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则是推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缓和。苏联凭借“威胁一致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中国服从，而中国则从“安全互补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苏联支持其台海战略。因此，这种表面装点并混杂着全球共运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同盟”注定因其逻辑的非相合性而走向分裂。
相反，中美的战略接近正源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入侵以及对中国核打击威胁，促使其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共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苏联对华“核恐吓”导致了中美之间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胁一致型”准同盟。美国不再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也不再强调美国对越南盟友的侵略与帝国主义性质。双方在苏联共同威胁下，迅速建立起准盟关系。这一关系确立后，中国积极调整自身战略姿态，并表现出对美苏全球争霸与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一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动降低了区域竞争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越南战争方面也表现出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利益的理性。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对中美双方的安全威胁日益降低。伴随着东欧剧变，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走上了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