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11)

2013年3月28日戴秉国回家乡印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中学、大学和国家机关都很注重培养工农子弟，政治上很信任。那时，全国各个地方都不富裕，我作为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农村孩子，感觉与城里人的差别也不是很大。然而，今天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国内重点大学招生，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干部，工农子弟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我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时，专门关注过干部来源和干部结构问题，曾请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调查过外交部干部来源的地区分布和社会阶层情况。我想，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我曾在国务院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会上发言说，像清华、北大这些顶尖学府是培育中国政治领袖的地方，生源结构要相对合理，应该代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必须留出一部分名额给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寒门子弟。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将来由什么人来领导和管理，涉及到国家前途和命运。据说，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我的意见转给教育部了，现在已经逐步扩大“211高校”招收农村贫困家庭子弟的比例了。

摘自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来源：铜仁微报
微编：代芹涟
“贵州改革”微信2020年第109期（总第1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