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8)

可没想到步行三天多赶到学校，校教导主任也是一句话：“为什么要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一听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其实学校那时也穷啊！四十多块钱，对学校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我后来赶到铜仁专员公署文教局去求助。当时，从松桃到铜仁已通汽车，但我舍不得花车费，继续光着脚步行，来回又走了300多华里。幸运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专署文教局补助了我15块钱。我如获至宝，但数一数仍然不够，就给家里发电报，请家里无论如何要再弄点儿钱。不知父亲和哥哥想了什么办法，也给我汇来了些钱。后来，陈婷华老师从同学们那里听说了我在四处奔走筹集学费的事，就托人带了20块钱给我，当时她也刚工作不久，每月工资也就三十几块钱，这笔钱对她不是小数目。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陈老师说，后来我把钱寄还给了她。还钱的事我不记得了。陈老师调到了成都工作后，还经常叫我去家里吃饭，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我一直十分珍惜。
四处筹钱耗去我好多时间。等钱基本凑够以后，四川大学已经开学了，于是赶紧往成都赶。那时要从贵州的大山走出来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车，经过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乌江上航行的木船。当时江上跑着两种船，一种是由老百姓划桨的普通木船，是敞座儿的，行走得很慢，还有一种俗称“汽划子”，是蒸汽船，跑得比较快。我赶到码头的时候很不巧，汽划子刚刚开走，而等下一趟的话需要5到10天，就只好坐木船了。顺江而下，坐了足足两天半的船才到涪陵。乌江从这里汇入长江，从涪陵登上民生公司的大轮船，溯江而上，开往重庆。那时，自己也就是一个在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山伢子，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外面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现在闭目一想，“民生号”轮船在万里长江上鸣笛前行的情景就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船一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我就跑到菜园坝车站去买重庆到成都的火车票。成渝铁路是当时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当时通车还不到十年。买票要排队，没想到正好轮到我时，售票员要关窗口。我急了，赶紧伸手拦住，央求她行个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车室里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这时，四川大学已经开学9天了，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戴秉国不去了。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路上曲折艰辛，入学也迟到了，毕竟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自己未曾梦想过的大学校园，我的人生由此也开启了另一扇门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