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7)

个中艰辛和挑战，现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从小就打赤脚，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脚趾都还是变了形的。
从高中起，课程设置中就有外语，那时就是俄语。不过，当时的俄语教学实在太不规范了，教出的俄语非常蹩脚。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是从新疆回来的，只是学了一点俄语的皮毛。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东拉西扯，讲些和俄语无关的东西，很不正规。直到高二的后半学期，学校才调来一位刚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叫陈婷华，成都人。从那时起，我们的俄语教学才算走上正轨。
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大学志愿，选专业。我稀里糊涂地就填报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记得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当时填志愿，根本就没什么人会帮我们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边。而且他们是农民，即使在身边也不可能给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刚一考完，我就离开学校回家干活了。期间，我还因为在地里锄草时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结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间劳动再加上痢疾，把我折腾惨了，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考大学这回事。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直起腰来歇口气，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结果了，就对弟弟说：“你去镇上赶集的时候，顺便帮我看一看有没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乡场上的一切公共服务设施都相当简陋，乡邮政所根本不负责投送书信和报纸，谁家如果有信来，就都放进乡邮政所门外一个敞开的木架子里面，任由大家随便捡取。弟弟到镇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这也足见当时家乡的民风淳朴，录取通知书一直都完好无损地摆在那儿，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然很兴奋。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学唯一一个考到外省去读大学的学生。那时，四川大学是全国少数重点大学之一。但是，难事也随之而来。要到成都去读大学，总归要花些钱，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块钱，但我们家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来。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夜，我就跑出去四处借钱。家里人七拼八凑，也只凑了12块钱。姑父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多少有点收入，给了我几斤粮票、几块钱，但这些远远不够。我又跑到区政府去求助，得到的答复是：“谁叫你考那么远？”
于是，我决定回母校去想想办法。那时候，我也就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胆子也比较小，要一个人赶300多华里的山路回母校，其实挺害怕的。而且，当时我还得了痢疾，身体也相当虚弱。走在路上，只觉得背上的铺盖卷越背越重。即使这样，我第一天还是坚持赤脚步行了120华里，真不知当时是从哪里来的力气。有一天半夜起来，跟随着交公粮的农民还赶了好几十华里的夜路。抬头看天上的月亮，人在走，月亮也在走，一切那么真实，也那么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