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5)

看到这些书，不由得想起自己进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我有一个隔房的叔公以教书为业，他没有孙子，很喜欢我们兄弟几个。有一天，叔公要我去上学，我又哭又闹，就是不愿意去。他硬是揪着我的耳朵，把我硬生生地扯进了课堂。
读私塾时我年龄还小，先生并不给我讲解书中的内容，只要求我死记硬背。我读过的那些书本上有红色的圈圈点点，书本的末尾还用朱笔写明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秉国询通本”。“询通本”大概就是全背下来的意思吧。在父亲收藏下来我读过的四书里还夹着我大概9岁时写的一首小诗：“白云一点在空中，一走西来一走东。雾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满目融。”也幸亏因为接受了私塾的早期教育，有了一点旧学底子，否则我根本不可能考上高小。
从上小学起，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比较正统的。那时候，也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假期，我们每周都要回校过“少先队队日”。我还订阅了一本《红领巾》杂志，经常翻阅。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刘胡兰》，还有《三千里江山》、《董存瑞》、《黄继光》等。现已90高龄的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回忆起一件小事，说当年我曾经把拾到的三角钱交到了学校。
那时，虽然我们贵州山区的小学和苏联、俄语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生活的那个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可以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中苏友好的教育和熏陶。9岁到18岁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感受到的中苏友好的社会氛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学时代的戴秉国
上初小时，老师频繁地组织我们同学到集市上去宣传，内容大致是：现在解放了，建立新中国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将来，我们中国也会有拖拉机，而且会开到我们乡下来。我们每家每户都会过上好日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口酒、一口饭、一口肉总之，无限美好。我还清楚地记得，进入高小的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到山村各家各户宣传中苏友好。雪很大，山路很滑，我们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却一点也没觉得苦。后来，我还成了学校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领取了会员证，胸前别上了中苏友好纪念章，心里美滋滋的。上初中时，我还写过一篇歌颂斯大林的习作，好像是一首诗，句子是排成阶梯式的，是马雅科夫斯基的风格。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苏联和苏联人在中国是多么受尊敬！中苏关系有多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