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6)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当时，我正在镇上姑姑家拉二胡，正拉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区政府的干部。他非常严肃地训斥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拉二胡！知道吗，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个年代，苏联和苏联领导人在中国社会备受尊崇，斯大林在中国人眼里几乎和神一样，在斯大林逝世的日子里摆弄乐器是“极不严肃的事、很严重的事”。
那时，在我的记忆中美国是什么呢？就是端着枪穿着高统靴子的美国大兵和穿着条格背带裤的大腹便便的华尔街大老板。
上完小时我11岁，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较艰苦。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交伙食费，每月4元钱，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别困难的时候，学校也会补助一、两块钱，但不是全补。有一次，学校突然给我停伙，我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见到母亲，我就抱紧她的腿哭了起来。母亲赶紧找人借钱，给我交上了伙食费。
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读高中还是读师范的选择。我从没做过长大了要搞外交的梦，就是想当个老师。我的想法是考师范。那时候读师范不需要花钱，而且上完师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了。为此，我父亲还专门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他悄悄给我报了高中。后来我顺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县读。当时，贵州省铜仁地区下辖9个县，全地区只有3所高中。我们印江县没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县城的中学去读，而松桃县离我们家足足有300多华里远。
2013年3月30日戴秉国回到松桃民族中学母校与同学们亲切交谈
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高中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候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解放初期家乡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官道，更没通汽车。从学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着光脚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边找一家店子歇脚。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那时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我坐汽车回了趟老家，特地从我们村到松桃县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个多小时。现在是公路了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那时候可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啊！我坐在车里凝视着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这条路，当年到松桃读高中历经3个寒暑、6个学期，一共走了6个来回，加起来将近4000华里！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脸色发白，一身虚汗，同行的几个同学轮流着背我走了几十里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