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9)

青年时代的戴秉国
四川大学历史悠久，出过很多名人大家，像朱德、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汝昌、卞之琳、冯友兰、朱光潜等等。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全国只有七所重点大学，归教育部直属，四川大学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外语系是川大最早建立起来的院系之一，我所在的1959级是川大外语系首届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招了两个班，每班二十来人。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到校第二天就赶上听写考试，我只考了2分（满分是5分），没及格，心里很有压力。走进川大校园，我脚上只有一双母亲亲手缝做的布鞋，夏天舍不得穿，怕穿破了冬天就没得穿了，所以经常打赤脚。身上穿的也是母亲自织的土布缝制的衣服。成都的冬天阴冷阴冷的，我挨不住冻，到旧货店去买过一件棉衣御寒。班上还有位热心的同学资助过我一件单衣穿。这种同学情始终难以忘怀。
外语系本来是有苏联专家授课的，但是，当我们进学校时，正好赶上中苏关系转冷，苏联专家都离开了，教我们的都是中国老师，有的是刚从北京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不过，那时候我们还跟苏联的一些学生保持着“笔友”的通信联系，人家还把照片附在信里寄给我们，可惜后来这些信都弄丢了。实际上，一进大学，我就感觉到中苏关系有些不对劲儿了。另外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吃到肉越来越不容易了，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困难时期。
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时候读大学，像我们这种家庭境遇的学生，国家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助学金还能省出一点零花钱，可以用来买字典和学习资料。我那时候很爱读书，成天背着个布书包，书包背到哪儿，书就看到哪儿。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以后，班上有许多同学吃不饱肚子，有好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全班只有7个人没事，我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为我个头儿小，消耗也少的缘故吧。那时，学校为了防止大家浮肿，发明了一种预防办法，就是把大伙儿赶进一个很大的“蒸笼”里面去蒸，下面熏中草药。困难时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食堂里面给同学分饭，这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由同学们轮流做。每盆米饭分给8名同学，怎么分可有讲究啦。总是有人在分饭时把自己那块切得稍微宽一点，或者下面插得斜一点。那时候粮食太金贵了，多吃一口或者少吃一口，可大不一样！
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也有个别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回乡了。读大学五年，我只回过一趟家，因为路途花费实在太高了，真是回不起呀。那次我走到自家门外，母亲一见我又黄又瘦的样子就愣住了，几乎没认出我来，整个人都脱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