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同性恋是病”告上法庭(4)

西西和两位朋友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她没有等到回应。
那时，另一位女大学生联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及编者，反映《刑法学》中有“恐同”内容，对方很快就回应了，说下一版重印和新版本中会更新。
这让西西觉得“不能够算了”。秋白和其他行动者的经历，让她看到，即便面对狭小的对话空间，也能不断争取。
那年9月，秋白第三次起诉教育部案开庭。西西带着十几本“恐同”教材奔赴北京，想见证这个时刻。
那一天，北京阳光灿烂，二十三个同志朋友赶来旁听。西西没有旁听证，便将教材摆在法院门口展示，有媒体拍摄，就配合采访，指出书中问题。这让她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时刻，贡献了绵薄之力。
回广州后，她策划了一场《命名：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性恋》的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引发公众对教材“污名”同性恋的关注。
举办前两天，辅导员找到她，表示如果不取消就要告诉她父母。
西西不敢向父母出柜，“他们肯定很难接受”。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家教甚严。初中时，母亲发现那个要好的女生从后背抱了她一下后，严肃地质问“你们是在搞基吗？”她慌忙否认。后来看到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父母很不屑，“同性恋那么变态”。
西西最终取消了展览，不过还是偷偷办了场没有观众的展览，发在个人公众号上。

西西举办的非公开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让公众关注同性恋议题。这之后，她和秋白、志愿者整理出47本含有“恐同”内容的教材，一一联系出版社和编者，收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其中20本教材的编者（或出版社）表示会修订这部分内容。
有编者回复，“将同性恋归为‘性指向障碍’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在给学生讲课过程中均已为同性恋正名，并会就同性恋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国的现状及立法等情况向同学们介绍和讨论，让同学们正确地认识同性恋。”
为了改变一本教材
决定起诉前，西西考虑了一个月。
2016年10月，一位关注秋白案的律师联系她，问她是否愿意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以诉讼方式获得回应，同时延续秋白案对“恐同”教材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