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丨人物篇（上）千古风流(7)

也正是基于荀子对“法”的重视，他的两个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分别成为先秦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和秦国法治的实践者。
除了融汇法家思想，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还曾说，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
“战国到西汉前期，‘儒分为八’，孔子学说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不仅继承和创新了孔子仁政思想，而且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学与时俱进，成为更符合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荀子学说。”张润泽表示。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最初在齐鲁大地孕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儒学发展在后世曾经历几次大的危机与复兴。而河北恰恰在儒学复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荀子只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一时间，众贤良齐聚长安，应诏对策。
对策，是指皇帝下诏提出问题，被问之人以作文章的形式回答。
汉武帝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不言而喻，他急于通过策问，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
一位来自广川（今衡水景县广川）博士的对策，令汉武帝这位“阅卷人”眼前一亮。
这位博士，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诏书的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帮助汉武帝完成了治国思想的确立。
今天我们提到董仲舒，首先会想到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三纲五常”中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精髓，无论对加强西汉中央集权还是对当下的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秦朝先有焚书之举，后又坑儒之祸，再有‘挟书令’苛政。三者齐下，儒学遭遇灭顶之祸。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隐于民间的儒学星火毫无地位。”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理事董书尧介绍，董仲舒使儒家由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走向。
因此，董仲舒被誉为中国儒学复兴第一人。
“儒学从曲阜出发，在燕赵大地复兴。这样说，一点不为过。”在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教授曹迎春看来，燕赵之所以能在儒学复兴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儒学复兴，一定是创新性转化发展的结果。”曹迎春解释，燕赵之地纵跨中原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两个文化圈，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融与互摄，奠定了极具开放进取意识和兼容并包精神的文化性格，为儒学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