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低语的“漂浮者”(2)

二、“我”来自印度洋
小说伊始，在英国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我”，受困于心脏的痛苦而去看医生。医生对“我”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场种族论断：“非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他们容易患高血压、镰状细胞贫血、痴呆、登革热、昏睡病、糖尿病、健忘症、黄疸、多痰、忧郁和癔症。”
这仅是“我”二十年来生活境况的一个切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在英国社会已如此顽固。“我”明白医生所说的“非裔加勒比人”，不过是“黑人、黑奴、黑佬”的代指，这类词语在医生的潜意识里投射出一个关于非洲的刻板想象，“饥荒、暴政、疾病、无尽欲望和历史受害者”。
于是“我”沉默着，在内心宣告“我是来自印度洋的少年”。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关于故乡地缘认同的说法。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一片相邻的海洋。小说似乎并未强调一处明显的地理坐标，只在一处地点的注释里，我们方才辨认出“桑给巴尔”——东非漂浮在印度洋上的一群岛屿。
海洋缔造了广阔的岛屿并漫布于其间，航海及商业贸易往来联系了沿海地区。这正是桑给巴尔以及印度洋地区的地缘特征。当“我”重返故乡，每每试图掩饰从曾经的殖民国（英国）归来的“逃离者”身份、取得当地人的认同时，“我”使用的是斯瓦西里语。斯瓦西里地区所指代的东非沿海地带，即非洲大陆与印度洋的交界之地，在这里，东非曾与中东、阿拉伯、欧洲、亚洲等地区碰撞、融合，形成属于印度洋的斯瓦西里文化。对这一地区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共同享有这片印度洋以及海洋文明。这是小说的叙事者“我”，也是古尔纳自己的文化认同。
作为古尔纳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移民是在故土与新大陆之间流动的群体。印度洋以及海上航线，使移动变得充满可能，而岛屿靠近大陆，与大陆的关系也同样微妙，那道分割岛屿的海峡，为岛屿既带来疏离的安全，又延续着脐带似的依赖。古尔纳曾在访谈中说到“海岛心态”，即“害怕出海但也随时准备出海——而非定居陆地、建造大城市的心态”。小说的叙事者，来自于印度洋的“我”，怀着这种“海岛心态”，呼唤在殖民主义下分崩离析的“我们”，寻找失落的“混杂性”。
三、漂浮者的“沉默”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细腻而忧郁地呈现出一个岛屿漂浮者的沉默，“我”看到过去与现在之间横亘着无法填补的鸿沟，恐惧于过去与现在互不相容的冲突。身处英国的当下，“我”对恋人爱玛隐瞒非洲的真实记忆，重构了非洲的往事；而面对非洲的亲人——母亲、继父、同母异父的弟弟阿克巴，二十年来“我”从不提及英国的真实生活，比如与爱玛同居，还拥有一个17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