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低语的“漂浮者”(4)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桑给巴尔的独立史，可以对这段话有更深的理解。桑给巴尔的本土人，历史上并不存在人种的划分，他们的情感认同归属伊斯兰文化。然而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以统治话语对殖民地进行种族划分，这种共同认同便无可挽回地被打碎了。当桑给巴尔开始走上摆脱殖民、争取独立的道路后，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种身份，又在桑给巴尔内部党政争斗中被强化为政治身份，导致桑给巴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与暴力。
“我们”的主体性被殖民历史、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幽灵入侵，又被种族主义瓦解。“我们”的碎片，禁锢在权力营造的种族意识里，蜷缩在虚伪的混杂性下，哀哀地沉默。古尔纳将这种被压抑的沉默，转化为小说叙事者的独白，以沉默者的潜在话语对抗权力者的殖民话语，试图找到那曾经诞生过斯瓦西里融合文化的真正的混杂性，使“我们”重获主体性，重拾自由。
五、漂浮者的找寻与出路
不同于上一代非洲作家（如恩古吉）把非洲视为家园或根，古尔纳让叙事者在他乡重构过去的记忆，又在重返亲历的现场把它们一一打碎。在他笔下，非洲绝不是“家”。而在小说的结尾，古尔纳又进一步剥离掉“我”曾以为是“新家园”的情感联系——恋人、孩子依次离开，亦不把欧洲视为出路。
古尔纳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直面“粪便”式的结尾。“堵塞的马桶”，一直在“我”重返故土的经历中反复出现，成为故土在后殖民时代的现实象征。也许同样身为逃亡者，古尔纳与昆德拉都看到了一种两极化的“媚俗”以及击穿“媚俗”的“粪便”。古尔纳从后殖民时代下的印度洋视角出发，思考漂浮者的希望与出路，试图找回那种牵连却不依附于大陆（无论是欧洲或是非洲）的海岛心态：不依附于任何中心，穿越重重边界，抵达混杂。这恰与小说文本的形态一致，他不作抒情，不吟乡愁，他让叙事者沉默的声音随着意识不断游走，建构出一个漂浮者自我找寻、辩护又与话语抗争的潜层语流。当“我”的记忆正式遭遇母亲的记忆，沉默与沉默在言说中交融，“我”得以重新拾起那个印度洋少年的自己。小说最后，“我”准备学习水暖课程以解决故乡马桶堵塞的问题，但却是“以外籍人员的身份”——漂浮者的出路所在——摆脱被构建的话语，却又以漂浮者的身份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