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低语的“漂浮者”(3)

回到沉默的最初时刻，“我”在英国租住在狭窄的一居室，没有地方放衣服，天冷无法开窗意味着要么忍受油烟，要么放弃开灶做饭；缺钱，又受限于学生签证没法工作，以至于最终应聘了洗盘工。古尔纳没有直接叙述“我”作为外国学生在英国遭受了怎样的轻蔑和歧视，而是讲述“我”遇到爱玛，与作为英国人的爱玛建立关系以后“我”身上的变化。
爱玛不仅仅意味着爱玛，还意味着英国对“我”的接纳。然而，爱玛认可赞许“我”，何尝不是奥赛罗式的呢？“我”的异族身份，在爱玛看来具有英雄气概，“首先因为我是历史压迫的受害者，这让我自然而然就博得了同情。”“我”知道爱玛想成为反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爱玛的父亲威洛比先生喜欢咀嚼英国给殖民地带来的光明，“我”的非裔身份和面具正好满足了这个英国家庭的需要。
在历史的阻隔中，存在着太多被言说构建出来的“事件”，由此人的观念、认识与想象也被言说者构建。正如古尔纳在2005年接受访谈时所说，主宰话语权的西方文化“向内看”，它们自己解释自己，相反，历史上殖民地在遭遇西方时，只得向西方解释自己，解释自己与西方的关系。“我”所遭遇的在他处的生活就是如此。“我”需要不停地向他者“解释”自我的移民处境，在移民身份的重复言说中，又怎能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事实上，“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言说的努力，但却在与爱玛之间争论中宣告失败，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只好接受爱玛代表的殖民国家带给的“个人主义、电冰箱和神圣的婚姻”（即使我们并没有结婚）。也许正是这些被压抑的反抗逐渐积攒，郁结于心，使得“我”患上的心脏疾病显得像是一种沉默的隐喻。
四、当“我们”不再是“我们”
时隔二十年，“我”重返非洲，迎面遭遇了后殖民时代的真实：污水管不通、马桶堵塞、下水道淤塞、屋顶漏雨、水电短缺……古尔纳用冷峻的笔调讽刺了东非在后殖民时代腐败无能的权力机关。
“我们”，是《赞美沉默》里出现频次不低的一个词语。古尔纳选择以实验性的叙述（第一人称的双重叙事策略），揭示了作家个人对“我们”——此类“虚拟的能指”“先验的能指”——所持有的抗拒。在小说里，他借助叙事者的回溯视角，痛切说出了对于“我们”的认识：“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是我们，我们呆在各自的院子里，封闭在历史的贫民窟中，自我宽恕并且满心都是偏狭、种族主义和怨恨。……我们开始考虑今后的自己，我们说服自己认为遭受虐待的对象并未留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者他们已经原谅了自己并且现在乐意接受一种团结统一和民族主义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