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张爱玲《小团圆》与晚期风格(2)

张爱玲以往的小说按时序开展叙事，对景色与人物作精细描绘，大体上遵循传统的写实方法。《小团圆》是一部《孽海花》式的自传体小说，形式上却一反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这第一、二句颇具代表性。全书用诗性的短句书写九莉的所思所感，在她的生平不同时空之间自由穿梭，连缀她的记忆碎片，并通过她与周围人物的大量对话呈现他人的所思所感，由是造成众声喧哗的世界。张爱玲说她是用“罗生门那样的角度”来写《小团圆》的，其叙事角度跳来跳去，扑朔迷离，自然令人堕入五里雾中。
像《小团圆》这样的心理小说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现代主义运动，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与伍尔夫、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已打破十九世纪以来小说的线性叙事模式，理论上对于人的心理的真实形态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皆具新的认识。至五十年代法国罗伯-格里耶倡导“新小说”运动，主张表现物与人的非因果关系，否定十九世纪以来基于自然映像的叙事范式，甚至排斥作者主观与情节意义。他的主张引起诘难，其作品大多不忍卒读，但后来小说的定义变得极其宽泛，各种文体实验层出不穷。《小团圆》写成于1976年，在当时的中文文学世界无疑极具先锋性。它在尘封三十三年后见世，犹如迟到的“恶之花”，似已见怪不怪。历史充满吊诡，如果它在当时发表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小团圆》的叙事手法属于一种国际性接轨。1974年张爱玲的长文《谈看书》在台湾地区《中国时报》连载，文中指出中国旧小说在表现“内心的本来面目”方面不像西方小说较为深入：
“意识流”正针对这种倾向，但是内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动念，在脑子里一闪的时候最清楚，要找它的来龙去脉，就连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都难。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的。一连串半角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意识流”与伍尔夫有关，她在《论现代小说》中说：“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7-8页）。张爱玲强调内心活动的飘忽与复杂，跟伍尔夫的说法异曲同工，在同一语境里也提到了乔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