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张爱玲《小团圆》与晚期风格(3)

张爱玲在1994年10月5日给庄信正信中说：“也许我们都是受了你那篇讲Proust的文章的影响？我正在写的《小团圆》内容仝《对照记》，不过较深入。”这封信写于九十年代，说“正在写”，实际上仍在修改，最终没改成。其实《小团圆》与《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是书写记忆的心理小说，无怪乎被李欧梵与王德威称作“普鲁斯特式”作品。《小团圆》中可见伍尔夫、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影子，却别树一帜，完全是原创的，若说它受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只说对了一半。张爱玲另有她的“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的系谱。
张爱玲在1975年10月16日致宋淇的信中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这一“赶写”的“动机”固然重要，但事实上张爱玲自言《小团圆》“酝酿得实在太久了”，这“酝酿”过程殊为复杂，与形式上的考虑很有关系。她终于选择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这一点非同小可，牵涉“晚期风格”的整体性重构，其中凝聚着她的创作焦虑，也是她对批评的回应。不能忽视的就在《谈看书》发表之后，1974年5月17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说：
谢谢你们（包括水晶）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其实“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印象的只不过四五篇。如果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1973年水晶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把《沉香屑——第一炉香》与詹姆斯长篇《仕女图》（通译《一位女士的画像》）作比较，夏志清在序文中说：“至少就整个成就而言”，张“还远比不上詹姆斯”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2013年，211页）。张爱玲认为这样比较“不公平”，郑重指出她自有其中国文学系谱——“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所谓“如果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是话中有话，和她所提到的乔伊斯、“意识流”相比，詹姆斯还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小说传统，似已被她置之脑后了。
张爱玲早年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参差的对照”的创作理念，已较同代作家高出一筹。《谈看书》中谈论“含蓄”“真实”与“意识流”等问题，对文学与人生、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探讨更为深入，其实也是在为《小团圆》做功课。我在2009年写的《张爱玲与塞尚》一文中就她的散文《谈画》探讨她与二十世纪欧洲现代主义的关系。她尤其推崇“充满了多方面的可能性的，广大的含蓄的塞尚”，称他为“现代画派第一个宗师”。巧合的是在《谈看书》中谈到“含蓄”，仍以印象派为例：“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像密点印象派图画，整幅只用红蓝黄三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拌和，特别鲜亮有光彩。”因此她声称“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也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