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陶特眼中的日本美：至今还能触痛到中国设计的神经(3)

岸田日出刀编者前言与序言之间的《布鲁诺·陶特的轨迹》，以年表的形式给读者有一个简单直接的介绍。编者前言告诉我们，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像那个时代包豪斯设计师一样，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 1933年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正在积极西化的日本，然而文集最后一篇水原德言的文章，对陶特的身份做过不一样的分析，当然这不是该书的主要话题。隈研吾先生的序言干脆与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比较，“要说20世纪的建筑领袖，毫无疑问是柯布西耶和密斯。在与柯布西耶、密斯的直接对峙中，陶特是失败者，被人忽略了。”（第29页）隈研吾级别的探讨，足以让不熟悉建筑史的我们，感觉到陶特在二十世纪建筑史中应有的分量。来日本前陶特的成就已经跻身于格罗皮乌斯等现代设计大师的行列，因其在日本的系列著述，人们往往称陶特为东方美的“发现者”，会忽视他通过日本美的发现，来印证自己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
二十世纪世界设计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人才流动，格罗皮乌斯、阿尔伯斯等去了美国，阿尔伯斯等包豪斯教职人员参与黑山学院的教学，带来二战后美国设计的崛起。而陶特去了日本，水原德言在《建筑家的休息日》里也告诉了我们陶特在日本的处境，正是二战初期日德法西斯道路越走越远，致使一位远离祖国的顶级设计师并没有太多作为，“陶特在日本时，日本建筑界醉心于制作西欧文明的复制品，对本民族的传统懵懂无知。抱有日本国粹主义思想的人还会借口外国人哪里懂的日本的事情，拒绝和外界交流。”（236页）他留给世界和日本的是发现日本传统之美，也是隈研吾这样的当代建筑家在陶特的著述中读到的意义，可以说陶特为东方人在现代主义的浪潮中怎样发现自身传统之美提供可以思索的角度和线索。隈研吾先生非常节制的选择了陶特的七篇文章，《桂离宫》《永恒之美—桂离宫》《不—沿着桂离宫的道路》《伊势神宫》《活着的传统》《日本建筑中的世界奇迹》《日本建筑的基础》。
其中一篇《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日本几年后的陶特写到，“其一是用感伤的、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古代传统；其二则与之相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西欧人，都将现代日本的变化视作单纯的对外模仿。这两种观点都相当危险。欧洲和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并不重要，但日本人自身对新旧文化的态度，却能左右国家的命运。”（第26页）阅读类似文字时仿佛换上一个中国的名字，更凸显其对于中国读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