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沫：《金瓶梅》常谈(7)

……《九命奇冤》便不同了。他用中国讽制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
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下一个人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
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能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

《鲁迅、胡适等论<金瓶梅>》
这是连美国当代汉学家林顺夫先生都感到吃惊的一段话。林顺夫专门研究过《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拥有《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论文[[5]]。
他认为，《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也是一种独特的有机的完整结构，全书的故事是以儒家的礼治为中心思想而贯串起来的，书的前半部写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即是写对于礼治的败坏，书的中心高潮是弘扬礼治的“祭泰伯祠”的描写，而书末关于四个奇人的描写，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儒家思想之体现。
林顺夫对《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这些分析，确有新的见地。林顺夫也曾指出，胡适在上引一段话中的论断，是受西方小说模式之影响而得出来的。诚然，这种论断可以作为胡适先生贬抑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的佳例。
据知，西方还有的汉学家把《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概括为三条平行线式，把《水浒传》的艺术结构概括为“情节连结"的链条式,
而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均概括为多条线纵横交错的蛛网式，不论这些概括是否得当，他们将后一种艺术结构视为较高层次的艺术结构，则非常正确。
《九命奇冤》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清末成批出现的那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铎”的谴责小说之一种，全书三十六回，写雍正年间发生于广东的一个案件。
由于没有写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包括故事的主角凌贵兴与梁天来在内)，全书的描写实缺乏艺术感染力量。
它结构上的新鲜之处，仅仅是在故事的开头(第一回)用了个倒叙的笔法，从第二回起，整个故事情节仍以直线发展的方式写由。
“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下一个人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这种艺术结构与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或者可以相类比，